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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史记》，如何评价司马迁？
观千年之往昔，集百世之所言，成一家之绝唱。太史公之大成横贯古今，功在千秋社稷。历时波折18载，苦心孤诣52万字，堪称千古第一奇书。
《史记》位居二十四史之首，独树一帜***用纪传体体裁，内容之广泛无人出其右。全书共计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涵盖“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美学、天文、地理、风俗、礼制”等几乎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太史公以内容之宽广，结构之新颖、走笔之灵活向后世之人展现出人类文明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
太史公司马迁以刚正不阿的姿态，执笔有力而不失公允地对历史人物之功过和历史事件之是非寄予客观地阐述和评判。对汉孝武皇帝信奉鬼神巫蛊之术不遮不掩记录在卷，将方士术士蝇营狗苟之劣行还原给后世。
司马迁面对如此强势的汉武帝能够做到不屈气节，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来影射汉武帝信奉鬼神追求长生不老的行为荒诞至极。对于汉武帝因刚愎自用而宠信的奸佞李延年，司马迁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讽刺。李延年作为汉武帝的男宠加国舅，可以说是深得汉武帝宠信。李延年靠迎合上意，博取皇帝龙心大悦得以位居***，司马迁毫不犹豫地将他列为《史记·奸佞列传》写道：
司马迁认为李延年之流完全是“善承意”，喜欢揣摩汉武帝的心意，大胆地指出君臣二人有断袖之嫌。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曾是多少英雄抑郁不得志的感慨。飞将军李广之威名远播边陲，令匈奴闻风丧胆，到现在仍然流传着“李广射虎，石为之穿”的典故。如此一位军人世家出身，一心忠于大汉，为大汉抵御匈奴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人物，一生之中未得以实现封侯的愿望。最终因进军过程中迷路而耽误战机，不堪被卫青问罪的羞辱拔剑自刎。《史记·李将军列传》写道：
李广一生经历70多场战役，只因徒步行军迷失方向，年近古稀却要接受朝廷刀笔小吏的传讯问话，英雄暮年岂能受此侮辱，干脆拔刀自刎，实在令人可歌可泣。
太史公对李广这位英雄人物的评价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足以见得，司马迁对于汉朝时期那些忠心社稷、战功赫赫，不受朝廷待见，处处遭受打压的英雄寄予肯定。
司马迁以伟大的人格成就不朽的《史记》，同样《史记》下笔精准、拿捏有度，以昨日之事映今日之是非，以古人之视角判今日之得失，以身外之事物抒身心之志趣。“不虚美，不隐恶”的开拓进取姿态是后世读书治学之人效仿的典范。
看不出来。如果说，《三国演义》可以宗本《三国志》，那么，《封神演义》却完全不可能在《史记》中找到类似的模本。《史记》对西周的历史记载是概略的，没有为那时任何人物立纪传，没有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任何故事情节和线索，《封神演义》的作者在《史记》中找寻不到任何根据，只能根据民间传说和自己的想像进行创作。所以，《封神演义》和《史记》毫无关系。如果说《三国演义》可以看作是历史***，《封神演义》只能是神话***。创作的根据不同，和历史的关联度也就大不相同。《封神演义》只能是一部神的传说。
殷朝不仅不详见于史记，其他记载更是
寥寥。
从西游记起，神怪***更加流行，结合民清时期说唱艺人之口，广为传播。
许仲琳受民间传说如姜子牙七十拜相，哪吒闹海等，结合牧野之战，文王被囚等史实，加之当时因为嫁女缺嫁妆，激发潜能，三个月完成《封神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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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句话叫“文如其人”，《史记》既然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那么太史公司马迁先生当然更不简单了。
不避皇权，仗义执言。老年汉武帝刘彻在用人上出现问题：在匈奴问题上，他把另外一个外戚推上了前台，就是李广利。按照刘彻的想法，是希望这个小舅子能够继承和发扬“外戚（卫青、霍去病）=名将”的优良传统，继续压制匈奴。很遗憾，如果说卫、霍二人是不世出的天才名将，那么这位李外戚则是一个天才废物，不仅大汉军威在他手里堕落（失败是常态），他还坑了刘彻（最后投降匈奴），而且李陵和司马迁的悲剧也是由他造成。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再征匈奴，急于请战、想为祖上（李广）正名的李陵却被安排给李广利搞后勤。李陵谢绝，以五千步兵孤军深入，却不幸兵败身降。刘彻震怒，欲追究李陵之罪，所有人都察言观色，随声附和，唯有司马迁据理力争：首先，李陵人品没问题（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有国士之风）；其次，以寡敌众，力竭而降，他已经尽全力了（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转斗千里，矢尽道穷）；第三，李陵是投降实属权宜之计（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应该说，司马迁的一番分析有理有据，但是他是一个文人，根本不懂政治险恶，他的说辞却不仅讽刺了兵多将广却战败而归的李广利，更间接讽刺了其背后的汉武帝刘彻。于是，不仅李陵被族诛，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罪为诬罔，接受宫刑。
忍辱负重，铸就“绝唱”。遭受宫刑之后，司马迁的心理压力是极大的，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他写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因为他知道，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他认为自己辱没了祖宗。但是，祖先的荣耀、父亲的嘱托，让他毅然决然地放下羞辱和世俗偏见，投入到《史记》的写作中去。这一点正如他在自己的书中所说“行大义者不拘小节”。而苏轼在《晁错论》也说“古之立大事者 ，不惟有超世之才， 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正是明白身上的责任所在，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即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太史公，一位品行和操守都极其高尚的人！
《史记》的写作原则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何为“一家之言”？即有自己的独立观点，不被领导意志和大众舆情所左右。从《史记》来看，司马迁不仅做到了，而且他还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秉笔直书的史家。
以后世的部分史家为例。
魏收。南北朝《魏书》作者，典型的有才无德，《北史·魏收传》载：“夙有怨者，多没其善，（魏收）每言：‘何物小子，敢共 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于是众口喧然，号为秽史”。入传的人为了不得罪魏收，都纷纷给他送礼。而魏收则根据个人好恶和送礼的多少来臧否人物，《魏书》也因此被称为“秽史”，这在历史上是独一份。
房玄龄。李世民虽尊崇为“千古一帝”，但他心头却有一个永远的阴影，就是“玄武门之变”，尤其是他不知道史书会如何评价他。贞观十四年，在多次碰壁后，他终于动用皇权强行看到了自己的“起居注”（按惯例帝王是不允许看的，遂良就明确和李世民说：“今之起居，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后来《贞观政要》卷七对此事记载道：“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他把自己当年的行为比喻为周公杀管叔蔡叔、季友杀叔牙，并直接要求房玄龄“改削浮词”。在李世民的压力下，房玄龄修改了历史，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改了什么，但是在《唐书》中，李渊从此成了一个懦弱无主见的人、李建成是一个为了巩固储君之位多次迫害李世民的人、而***从太原起兵一直到夺取天下再到国势平稳几乎全是李世民及其团队的功劳。
司马光。这是一个和司马迁齐名的历史学家，但是，无论从他的人品还是作品来看，他不配，严重不配！作为一个生活在北宋后期的史学家，他的煌煌巨著居然只写到五代——实在是乖巧懂事，实在是明哲保身——因为写当朝的领导太容易惹祸上身，光夸明显不行，但批评更不行，所以直接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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